人物名片：

　　宁肯，1959年生于北京，中国当代小说家，北京作协签约作家。现为《十月》杂志副主编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写诗，九十年代写散文，系“新散文”代表作家之一。1998年开始长篇小说写作，已出版有《蒙面之城》、《沉默之门》、《环形山》、《天·藏》、《三个三重奏》等。著有散文集《大师的慈悲》。先后获第二届、第四届老舍文学奖，首届施耐庵文学奖，第七届北京文学艺术奖，以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等。

　　□宁波晚报记者陈晓旻

　　6月6日，第四届《人民文学》长篇小说双年奖颁奖典礼在慈溪举行，宁肯的《三个三重奏》和刘心武的《飘窗》等5部作品获奖。

　　在交谈过程中，记者发现，与其说宁肯是个当代作家，还不如说他是个当代艺术家。因为他总是尝试以全新的艺术方式来表达内容讲述故事，尝试用一种全新的文本方式来表达当代复杂多元的生活。

　　《三个三重奏》

　　用全新方式结构小说

　　宁肯刚获奖的作品《三个三重奏》让人眼前一亮，不仅仅因为书的腰带上有阎连科的首肯：“宁肯是中国最有个性和十分罕见的作家，就是放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，也有自己的舞姿和歌声。”更因为莫言的高度评价：“宁肯是一个创造了自己文体的作家”。

　　《三个三重奏》是一个关于权力为主题的小说，以类似室内乐三重奏的手法，用第一人称对国企老总、省一把手大秘、临终关怀志愿者三个人的故事作不同维度的讲述，绘就当代现实生活的一副副众生相。三个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文本，将尖锐的社会批判与深刻的人性解剖结合在一起，成就了独特的故事结构与文体。

　　三重奏的结构方式来自于他的思考。他告诉记者，当下生活的复杂、多元，用传统的写作手法已经无法适应，也无法概括。若用传统小说一条线的时间结构来写局限性很大，会遗失很多内容。虽然读者已经习惯了这种轻松的阅读方式，但他还是想有所突破。

　　在创作《三个三重奏》前，宁肯着手阅读大量的通俗官场小说，发现这种类型小说很好地分析了社会、历史、人性等原因，但因为过于写实而停留在“通俗层面”。“齐白石说的一句话很深刻，学我者生，像我者死，文学创作也如此，既要面对现实，也要超越现实。”宁肯说。

　　宁肯表示：“我们近代以来或者说现代的小说，从深层次来讲一直存在着怎么写的问题，我觉得我们有非常棒的影响读者的作家，甚至影响社会的作家，但唯独缺乏影响作家的作家。”

　　宁肯进一步解释说：“我们读经典作家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学习他们怎么写，怎么提炼人物，怎么用一种创新的精神来构置自己的小说，这都需要我们中国作家在这方面作出努力。”他认为，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在写作的时候思考这些问题，也许根本不被认可，也不具有指导性，但起码具有探索性，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。

　　为此，他提出了“文学的装置”这个概念，装置，是空间的艺术；小说，是时间的艺术。宁肯尝试用空间艺术来展现现代小说，也就是用空间的变换来展现时间轴上的故事，用不同的空间来承载不同的故事。

　　宁肯充满乐趣地说：“用装置的眼光来看待现实，你会有全新的理解。其实在文学创作中，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有着很广阔的过渡地带，可以进行重组和变形，产生新的东西，思路会广阔很多。”

　　《蒙面之城》

　　在网上成名纯属偶然

　　宁肯给人的感觉像一匹小说界的黑马，而且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蒙面之城》是在网络成名的，被视为是网络文学的代表作。

　　说起来很有意思。经过多年的沉寂，1999年，在而立之年的宁肯推出了他的第一部西藏题材的长篇小说《蒙面之城》。

　　小说完成之后，他向国内几家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投稿，然而都遭到了拒绝。失望之下宁肯把小说发到了当年著名的文学网站“榕树下”，引起了网友的关注，然后他又在新浪网上进行了全文连载，没想到这篇小说在网上连载后好评如潮，迅速引起文学界的注意。《当代》杂志于2001年第1期将“网事随笔”栏目改为“网络文学”，并分两期刊出《蒙面之城》修订本，编者在“编者按”中指出：《蒙面之城》“正在给我们树立一个标志———‘网络文学’同‘非网络文学’比肩的标志”。作家出版社也于2001年4月出版了单行本。2001年12月，《蒙面之城》获“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”总冠军。2002年10月，《蒙面之城》获“第二届老舍文学奖”优秀长篇小说奖。

　　西藏支教

　　进一步感悟人生

　　说起宁肯人生中的一段“多年的沉寂”，就不得不提到他去西藏的那两年支教生涯。

　　宁肯出生于北京，在北京上大学，而后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学任教。宁静的生活对于作家也许是一种束缚。1984年，正好有一个机会去西藏支教，宁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一起去西藏的28位教师，大多都愿意留在城市中学，只有宁肯主动报名去了郊区中学。因为他认为郊外更接近西藏的本质。

　　学校建在离拉萨不远的一个乡村的山坡上，拉萨河从下面流过，上面是西藏著名的大寺院哲蚌寺，有牧场、农田。“西藏带给我的影响是整体性的。首先是大自然的壮观震撼了我，其次是西藏的内质打动了我，我觉得写作也必须像圣徒之于宗教，有虔敬之心，故事在没有完全化作我的内在生命体验的时候，我无法动笔。”

　　在西藏，他自觉地以藏民的身份潜心生活，观察与思考，追寻与体验。“我到西藏以后，对生命的体验到了一个顶点，和它相比，人生中的其他经历都有点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味道。西藏使我具备了一个无形的尺度，比如看人生、看人际关系，看是非，看利益。”

　　两年的西藏支教，使他强烈地感到，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大作品。因此他中断了正如火如荼的散文写作，沉下心去，描绘他的西藏长卷。